“爆雷”和“跑路”是专属中国投资市场的反常现象。

近年来，在中国各大投资领域，均频繁曝出欺诈危机事件，并且欺诈手段也如出一辙，都是通过在项目背景、增信措施以及资金用途上进行虚假陈述而诈骗投资者钱款。而在欺诈危机爆发后，被投资方或资产管理方往往选择一跑了之。当然，在大部分的危机事件中，尽管投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风险信号，但是投资者，甚至是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都没有察觉欺诈风险，并持续性的投入资金；直到投资后期发现被投资方跑路，或者被投资方完全丧失资金能力时，才意识到欺诈的存在。但此时，“欺诈”已经从风险变成了现实侵害。

事实上，投资欺诈已经不是个案，而是全球投资领域面临的普遍风险。

根据美国知名风险咨询公司Kroll最新的全球反欺诈调研，全球的投资欺诈发生率为84%，并且因投资欺诈而遭受的损失占全球收入的5%。而在中国，投资欺诈的发生率为86%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中国被标示为投资欺诈的高风险国家。

欺诈风险普遍存在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投资者在制定财富管理计划时，却十分容易忽视潜在的欺诈风险信号，最终酿成一起又一起欺诈“灰犀牛事件”——危机普遍存在，却从未被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——并且，这些欺诈风险将直接导致投资者后续维权的困境。

在绝大多数投资欺诈事件中，风险爆发往往意味着被投资对象已无力偿还资金，那么此时，投资者又该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？

从法律层面看，维护财产权利的途径有很多，包括民事诉讼、仲裁，甚至权利人还可以通过刑事控告的方式寻求刑事解决途径。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，权利救济效果却并不理想。

例如，当被投资对象违约时，权利人可以通过行使担保物权的方式获得财产救济。但是，当担保方和欺诈者事先已经相互串通，甚至担保方可能根本不存在，而是由欺诈者自行虚构担保主体时，各类抵押、保证等增信措施将全然失效。

又如，当被投资对象已经将资产全部转移时，即使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获胜，但在执行阶段，也难以获得实际的经济赔偿。

再如，当权利人欲通过刑事控告追究欺诈者责任时，又往往因为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的准备不符合法律标准，而难以获得司法机关的刑事立案。

在这种权利救济困境中，除了法律层面的专业要求外，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，由于前期缺乏对风险线索的关注和追踪，因此在后期危机应对上，就容易出现“措手不及”，最终造成维权失败的结果。遭受欺诈却束手无措，这无疑是财富管理者面临的最为尴尬的局面。

从1919年意大利商人查尔斯·庞兹创造“庞氏骗局”，到2008年美国投资管理专家伯纳德·麦道夫的“麦道夫骗局”被揭露，再到近期中国各大资产管理平台频发的欺诈爆雷案件，这些危机事件寓示着，无论投资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何种改变，反欺诈应当始终被视为投资风险防范的重要目标之一。

事实上，在欺诈危机爆发后，当我们回头重新审视案件中的欺诈方法时，就会发现，其实骗术并没有那么高明，欺诈线索始终是有章可循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，在事前构建起完善的投资反欺诈方案。

在具体操作层面，自投前项目谈判，到项目审查，再到资金流程监管及资产退出，每一个流程都对应着专门的反欺诈要点。这其中，诸如反欺诈尽职调查、反欺诈交易架构设计、反欺诈资金监管方案、欺诈风险警报机制等措施，都是确保投资者准确评估欺诈风险的有力保障。

当然，除了有效识别欺诈风险外，在投资过程中还应当做好财产追踪及交易痕迹保护工作，并根据事件状态的变化，及时确定争议解决方案，分别在民事、刑事以及民刑交叉解决路径中做好充分准备，一旦风险事件出现，投资者可以在第一时间主动出击，维护资产安全。

在财富投资中，只有始终贯穿着欺诈信号识别、欺诈风险控制、欺诈危机应对这一系列的反欺诈风险防控方案，才能有效的甄别并解决欺诈风险，确保财富配置和资产管理在健康、安全的投资生态环境中进行。